“我國永遠不會以任何方式、形態或形式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加拿大新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談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對加拿大的圖謀時說道，“這個想法是瘋狂的。這件事很簡單。能說的就這些了。”可以理解的是，美國的某個州長、常春藤大學校長或財富500強(Fortune 500)不會說這樣的話。但沒有什么阻止他們分享卡尼的反抗精神。在天氣晴朗時經常提到開創美國共和國的英雄主義的許多人，自從烏云密布以來就金口難開。老話說，政府害怕人民說明存在自由，而人民害怕政府說明存在暴政。美國的體制內人士如今生活在對海怪的恐懼之中。

如果要為美國的優秀人士說幾句公道話，那么我們可以指出：他們在其他倒退中的民主國家的同僚也同樣窩囊。當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打壓各自國家的公民社會時，印度的工業領袖(captains of industry)或土耳其的八勇士（Profiles In Courage是一本介紹8名美國參議員勇敢事跡的傳記——譯者注）在哪里？你能說出哪位匈牙利人成功抵抗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án)對該國機構的掌控？然而，美國的公民社會比其他國家更深厚。權力一直被廣泛分散。但權力要行使才有意義。特朗普的反對者被一個集體行動問題搞得癱瘓。如果一位首席執行官敢說真話，那家公司就會受到懲罰。只有人人多勢眾才能安全。

如果有人還不確信企業和公民領袖的沉默是出于恐懼，你可以問問任何一位報紙記者：如今讓這些人正式表態有多難？也有例外的勇士。喬治城大學法學院(Georgetown Law School)院長威廉?特雷納(William Treanor)對試圖決定該校課程的特朗普律師說不，豎起了比喻意義上的中指。一些法官近來在叫停特朗普的一些最離譜的舉動——比如聲稱有權驅逐在他看來發表了反美言論的任何永久居民，或者根據革命時代的一部戰時法律，行使不受約束的權力來指認國內敵人。這樣的“減速帶”很重要，但特朗普迄今沒有遇到任何“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