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進入全國視野的大規模“拆違”運動是2018年夏的秦嶺拆違案。之后，在新冠疫情期間，北京、山東等地相繼發生大規模拆除“違章建筑”，引發激烈矛盾和對抗（見葉兵：“北京郊區‘小產權’別墅遭‘違建’運動式強拆被指‘反人類反文明’”，VOA，2020年8月3日）。疫情之后，公共關注焦點轉移，抗議聲浪趨于平息，似乎“拆違運動”也到此為止。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恰好相反，“拆違運動”正以更大規模在全國農村發生，甚至各地都下達了“拆違指標”。例如2024年，北京房山區的“治違任務量”總計達260萬平方米，“騰地任務量”190萬平方米。加上其它各區，僅北京一地的“拆違指標”即千萬平方米以上。從市規劃自然資源委獲悉，《北京市深化鞏固創建“基本無違法建設區”成效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已經在市委常委會上審議通過。2024年，北京市將治理違法建設2000萬平方米以上、騰退土地1500公頃以上。在試點和第一輪創建三年行動期間，全市累計拆除違法建設約2億平方米、騰退土地約255平方公里。

且不說如此大規模的“拆違運動”在經濟上成本效益如何，其簡單粗暴的執行方式顯然是對公民財產權的嚴重威脅。別的不說，“拆違”給當事人的期限十分倉促，從通知到拆除通常只有一周時間。譬如房山區大石窩鎮政府對北尚樂村民宋彥冬下達“限期拆除決定書”落款是今年8月13日，“責令自行拆除違法建設”的期限則是8月19日。如在此期限之前自行拆除，鎮政府將給予少量補償，逾期則不給予任何補償。這簡直就是一道必須服從的行政命令，令當事人無所適從。在短短六天時間內，怎么可能確認被拆的是不是“違法建設”？如果拆錯了，拆除已成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實，又會造成多少社會不公乃至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