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 (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 (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A?羅賓遜 (James A. Robinson)三位學者。對于他們三位獲獎相信絕大多數熟悉他們工作的經濟學同行并不感到意外。如果用最簡潔明了的一句話來概括阿西莫格魯等三位教授的貢獻，也許就是他們用令人信服的計量方法證明了諾獎得主諾斯（North）提出的“制度重要的”觀點。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和同樣的諾獎得主，諾斯基于相同民族人種、相同地理氣候特征，甚至相同宗教信仰和文化，卻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大相徑庭的朝鮮和韓國、民主德國（東德）和聯(lián)邦德國（西德）的對比研究，得到私人產權保護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重要的結論（參見North， Douglass & Roberts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但諾斯基于案例對比的工作很容易遭到“缺乏制度對經濟績效效應的可靠估計”的批評。例如，或許是（韓國、西德）富裕的經濟條件能夠負擔更好的（保護私人產權和鼓勵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也或許是多種原因（開放的國際貿易和獲得外部經濟援助）導致的不同經濟體不僅制度不同，而且人均收入不同。前者存在的問題在經濟計量分析中被稱為“反向因果問題”，后者存在的問題在經濟計量分析中被稱為“缺失變量問題”，二者都是如今經濟研究計量分析中“內生性問題”的典型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