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又重新成為政府干預的強大驅動力。這一論斷適用于世界上許多地方。這一論斷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似乎比對鄧小平時期的中國更成立，尤其是現在中國希望尋找能夠替代房地產投資的經濟增長引擎。但最顯著的轉變發生在美國。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宣稱：“英語中最可怕的幾個字是：我是政府的，我來幫忙了。”如今，拜登政府正在熱情地“幫忙”。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是一位干預主義者，而不同之處在于，他“幫忙”的方式是提高關稅。鑒于美國作為開放型世界經濟支持者的歷史角色，這一轉變意義重大。

有證據表明，產業政策無論是作為一種理念還是一種實踐，都變得越來越普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產業政策又回來了》(The Retur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Data)顯示，過去10年，財經媒體提及產業政策的次數顯著增加。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發表了一篇題為《產業政策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y Policy)的論文，由雷卡?尤哈斯(Réka Juhász)、內桑?萊恩(Nathan Lane)和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三人合寫。該論文顯示，全球范圍內的產業政策干預次數大幅增加，從2017年的228次增加到2022年的1568次，主要發生在高收入國家（可能是因為它們有更多財政空間）。這也讓全球其他國家指責他們虛偽。（見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