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進入我的研究和觀察視野源于阿里在2014年美國紐交所上市不久，我帶領我的團隊完成的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案例研究。在這篇后來發表在《中國工業經濟》的案例研究中，我們的主要觀點是，沒有直接發行AB股的阿里通過推出合伙人制度在大股東背書下變相實現了“同股不同權”，完成了阿里合伙人與主要股東軟銀和雅虎之間從“短期雇傭合約”向“長期合伙合約”的轉變，成為公司治理實踐的重要制度創新。

這是學術界圍繞阿里合伙人制度開展的第一個案例研究。從此，阿里和很多其他重要企業一樣，進入我的研究視野，成為我長期觀察的企業之一。從馬云退休張勇接棒，到阿里“在香港以第二上市回歸亞洲”和“二次上市”，無論是它的企業傳承，還是資本市場行為，由于涉及公司治理的元素，都成為我十多年來撰寫的經濟評論文章的重要題材。阿里長期留給我的印象是，如同馬云的花名“風清揚”一樣，它是一位憤世嫉俗，特立獨行，敢為天下先的“大俠”。

然而，在2022年年中阿里發生了一件讓我頗感意外的事。那就是阿里在這一年居然迫于外部環境的壓力發布了ESG（環境、社會責任和治理）報告。熟悉我的觀點的讀者也許知道，我是國內鳳毛麟角的對ESG持質疑，甚至批評態度的學者之一。從很多年前呼吁“對ESG熱現象冷思考”，到對其引發的“公司治理成本問題”的擔心，到向公司治理理論和實務界報告公司治理的新動向：從ESG到反ESG。圍繞阿里發布ESG報告這一事件，我在FT中文專欄的文章中評論道，“這究竟是走向卓遠，還是步入平庸的開始”？出于對阿里的尊重和愛護，在這篇評論文章中我并沒有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