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整整一年，疫情管控徹底結束，人們都在翹首以盼各種“報復”——“報復性增長”、“報復性消費”、“報復性投資”，結果一個都沒等來。等來的反而是外資和民營資本的加速撤離、失業率高企、通縮、股市和房市進一步下跌。雖然各種經濟刺激、金融輸血乃至“能不抓就不抓”之類的司法變通政策頻頻出臺，至今似乎均未見效?？磥砘謴徒洕鲩L已經不是政策刺激所能奏效，而是一個制度性問題。如果不能通過切實舉措表達健全法治、保障人權的決心，恐怕難以穩住企業家的人心和信心，再怎么在政策上做文章也于事無補。

我早在2004年出版的《憲政、法治與經濟發展》即明確指出，低人權不只是有“優勢”，也有顯而易見的劣勢。設想一個海外投資者來到中國，要選擇在國內什么地方興辦企業。他會考慮哪些因素呢？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者，他的愿望無疑是讓有限的投資獲得最大的回報，他的主要考慮因而也就是如何使他的投資利潤最大化。為此他會考慮各種生產成本，包括當地的地價、廠房和設備價格、原材料價格、當地的勞動力價格和素質，因為這會影響產品的質量和市場價值、進出當地的交通運輸費用以及其它一些中間費用。將生產出來的成品在市場交易后所獲得的收入扣除這些生產成本，就是他個人所獲得的凈利潤。利潤的最大化也就是收入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如果產品的市場需求和價格是一定的，那么理性的投資者會把他的資金投入到成本最小的地方。低人權節省生產成本，因而確實有一定的“優勢”。

然而，上面的成本計算顯然過于簡單了。實際的投資者還必須考慮一系列其它復雜的因素。在一個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所有的交易過程都帶有中間環節，而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意味著額外的費用。在一個帶有計劃經濟殘余的國家，企業是否能夠興建起來，首先需要行政審批。這可能意味著投資者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并動用一部分資金賄賂負責審批的官員。企業興建起來之后，生產過程是否能夠不受政府的任意干預而順利進行下去？負責稅務、工商管理、質量檢查和環境保護的官員是否能依法辦事，不需要賄賂就能放合法的企業過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影響著投資成本。廠房和設備是否享有可靠的產權保護？當地的治安環境如何？政府除了依靠納稅者法定交納的歲入之外，是否能為企業的產權與契約義務提供“免費”而有效的保護？如果企業發生了偷盜行為，公安部門是否會主動積極破案，幫助工廠返還財產，而不需要額外的“贊助”？這些因素也影響著投資成本。最后，許多生產過程都是通過承包進行的。如果承包者未能履行合同或借錢不還，當地的司法程序是否能有效保證合同義務獲得充分履行，而不需要花費更多的錢去打通各處司法“關節”，或不得不雇用法律外的社會勢力強行催債？腐敗或無效的司法顯然將增加投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