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關系在過去數年出現了頗為鮮明的拐點——從原本在經貿、金融層面上廣泛開放合作走向明顯降溫，反映出歐洲國家普遍對中國出現某種疏離和偏見，也折射了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招來了諸多自然及非自然的偏見和排斥。中歐關系是一組重要的雙邊關系，存在非常大的潛力和合作空間。若要拓展中歐關系，恢復雙方正面且建設性的合作，需要的乃是一種根本觀念和行動的調整，以務實主義作為行事綱領，開辟新的互動局面。

中國改革開放實現了全新地融入國際社會，中國與歐洲開啟更高密度和深度的合作。其中的一個重大歷史背景是，北京從經驗與現實中研判認為，歐洲一直具有一定的獨立傾向，并非單純亦步亦趨地跟隨英美的領導。在周恩來開啟的對歐外交中，在鄧小平引入的“韜光養晦”政策下，北京一直鼓勵歐洲各國掙脫美國影響力羈絆，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事實上，在二戰后，德國、法國和英國作為歐洲強國，其外交獨立自主傾向明顯。這種獨立表現在，各國既要北約提供核安全保障，但又在國家發展和安全戰略上尋求獨立自主外交和防務。典型例子如，法國戴高樂政府在與中國建交和發展核武器方面具有明顯的國家自主性；“冷戰”結束后德國以金元外交加速東西德統一，不僅實現了國家的重新武裝和國際影響力的拓展，而且在引領歐洲經濟方面爭取到了具有主動性的領導位置。在尋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面，歐洲國家和中國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現實的合作利益。在尋求制衡和削弱美國霸權帶來的壓力方面，歐洲與中國有共同的訴求。

同時，過去20年的全球經濟發展，印證了歐洲與中國一直互為重要貿易和投資伙伴的功效。比如，在貿易上，中國進口大量歐洲產高級汽車、精密制成品、工業儀表、奢侈品等。歐洲亦進口了中國大量的農產品和初級工業制成品。中歐在直接投資和發展可持續金融、經濟方面有共同利益。在重大且涉中國利益事務上，出于對美國權力的對沖，歐洲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中國實施“兩面下注”的重要依恃對象——這一點尤以經貿與金融層面為甚。這比較突出地表現為，在中美貿易談判的同時，中國與歐盟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也近乎同步展開，這有助于對沖中美博弈及沖突帶來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