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在全國9個試點地區推行“雙減”政策。這可謂今年中國教育界的最大事件。 該意見的工作原則為遵循教育規律、關照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減輕家庭負擔等。 筆者在2018年度報告《2018：實用主義“素質教育”崛起》中已提到，政策大力監管校外培訓機構背后的邏輯是減少劇場效應。 劇場里一旦有人起立看戲，后排的人也不得不跟著站起來，且要比前排站得更高，否則就看不到戲。這就好像在升學競賽中，一旦有學生額外補課、超前學習，其他學生也不得不補課、超前學得更多，不然就會拿不到優質教育資源的入場券。然而，這本不是教育的常態，更偏離了學習本身的樂趣和意義。

然而，雙減政策真的可以有效減輕作業和補習壓力，還給學生幸福快樂的童年嗎？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明確規定“全面減壓作業總量和時長；堅持從嚴治理，全面規范校外培訓行為”，該政策的確降低了課外補習的頻率、時長、人次，因此客觀降低了家庭平均在課外補習上的時間與金錢投入。然而，在主觀層面上，它恐怕仍然難以改變劇場效應的心態—畢竟，優質教育資源有限，而選拔人才的考試機制尚未改變。有不少聲音擔憂，在雙減政策下，有資源繼續補習的孩子很可能會把沒有條件的孩子越甩越遠，甚至造成家庭經濟情況的代際傳遞。而中職-普高的五五分流的走向，更使家長擔心成績不夠好的孩子成為上不了普高的那50%。

客觀來說，社會大環境對多元的教育出口仍不夠包容，教育資源的差異也意味著“前途”的差異。 服務于職校老師和學生的公益平臺HOPE學堂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職校生的就業困境。他們面臨著工作時間超長、重復低技能勞動、缺乏提升空間、報酬遠低于當地平均薪資、時而遭遇尊嚴踐踏等就業困境。教育出口的就業差異給了家長“雞娃”的壓力與動力，不然孩子便可能面臨薪資收入、社會地位不如人意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