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性寫作離不開個人豐富的成長經驗和持之以恒的道德責任感。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作為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與外交哲學家的長期思考與寫作，展現了一種真正的、跨文化的、介乎中西之間的、理解與調解并存的思想氣質與道德抱負。他出生于新加坡的印度裔貧民家庭，早期生活于華人及馬來人的沖突語境之中，在新加坡威權政府體制的保護性教育體系下成長并與西方精英群體建立了密切的互動關系。他以獨特的“新加坡視角”來理解和調解中美關系，將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競爭”引向理性和建設性的方向。他已有的國際關系與外交哲學著作有著鮮明的個人印記和連貫的終極關懷，立足于“亞洲性”與“亞洲價值觀”的證立及對西方“和平衰落”的冷峻診斷與建議。他出版了《亞洲人會思考嗎？》、《西方失敗了嗎？》《新亞洲半球》、《大融合》、《走出純真年代》等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在中西之間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力和想象力，不僅得到基辛格、亨廷頓等美國戰(zhàn)略思想大師的青睞與肯定，更是在中國的決策層與民間社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在中美關系無可避免地走向具有“新冷戰(zhàn)”因素的“戰(zhàn)略競爭”階段，馬凱碩的閱讀、視角、理解與調解框架，值得中美雙方認真對待。

從思想上調解中美關系是一個超級的學術難題，更是一個超級的國際政治難題。中美關系，就其體量、性質、斗爭強度與全球性影響而言，已經不是簡單的冷戰(zhàn)框架可以分析和容納，更不是“文明沖突論”的機械套用可以奏效，也不能泛泛地以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差異加以定位，而是具有文明總體競爭性質的全球化秩序之爭。是的，坦率一點，中美爭的就是“天下/世界”。中國關心的是“天下如何”，而美國僅僅關心“誰之天下”。比如，美國根本不關心“一帶一路”帶來的人類和平發(fā)展的長期福利，僅僅關心的是“誰”在推動和領導“一帶一路”。美國在戰(zhàn)略驚慌和倉促反應中，最終以2021年的《戰(zhàn)略競爭法案》給出了總體的框架性思考，基本思維仍然是冷戰(zhàn)性質的，這是馬凱碩最為擔心的。

馬凱碩當然理解到承擔這一思想性調解任務的巨大難度，但他亦受到長期的個人經驗與道德使命的驅動，不避艱險，在特朗普主義肆虐和中美新冷戰(zhàn)陰云密布的挑戰(zhàn)下，集中思考和推出了最新的戰(zhàn)略分析力作《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zhàn)略抉擇》。馬凱碩的戰(zhàn)略思考受到美國冷戰(zhàn)大師喬治?凱南的極大影響，但又具有立足亞洲立場和人類利益的調和取向，并認為特朗普主義的“倉促應對戰(zhàn)略”偏離了凱南的穩(wěn)健戰(zhàn)略框架，導致美國國內治理的混亂與全球軟實力的急劇下降。馬凱碩以其敏銳和直率，對中美的最大戰(zhàn)略失誤分別進行診斷：中國的最大戰(zhàn)略失誤是保護主義政策挫傷和疏遠了美國商界及友華的美國建制力量；美國的最大戰(zhàn)略失誤是始終缺乏應對中國的全面戰(zhàn)略框架。比較而言，馬凱碩認為盡管中國也存在需要檢討的戰(zhàn)略失誤，但總體上有著明智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有著民族復興及參與全球治理的巨大潛力，而美國則囿于“山巔閃光之城”的例外論和神圣使命論，無法誠實地檢討現實的戰(zhàn)略處境和道德缺失，從而無法進行合理的戰(zhàn)略調適和最佳利益配置。中國堅定而智慧，美國迷思而沖動，導致即便按照冷戰(zhàn)歷史代入，中國更像彼時的美國，而美國更像曾經的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