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現在的政治領導人與過去的政治領導人進行比較是一種流行的游戲——領導人自己也喜歡玩這種游戲。就因為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寫了一部糟糕得出名的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傳記，他在照鏡子時竟然看到了被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稱為“溫斯頓”的那位政治家。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最近有人把約翰遜與查爾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見文首照片)作比較。既然這樣，為什么不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或者伯里克利(Pericles)呢？

如今有一個時尚，那就是把領導力視為一種可轉移的技能。人們踴躍聆聽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或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等離任的政界人士提煉自己對領導力的看法。但由于領導人所處的環境從來都不一樣，這種做法是徒勞的——只是可以讓演講者在養老金之外賺點外快。人們可以把戴高樂有關憲法的說法套用在領導人問題上：“希臘人曾問圣人梭倫(Solon)：‘什么是最好的憲法？他回答：‘先告訴我是針對什么人，在哪個時期？’”

話雖如此，如果說真有人對“領導力”有什么高見的話，那可能就是戴高樂。在1940年登上歷史舞臺之前，他寫過一本關于這個主題的理論性較強的半哲學著作，值得我們好好思考。他的主要觀點是，領導力需要反省智慧與直覺行動的某種結合。正如他曾經說過的：“亞歷山大(Alexander)勝利的背后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