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往什么都沒做，那如今為何要采取行動？5年前，在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27名師生被槍殺。兩年前，在奧蘭多一家夜店，49人被槍殺。5個月前，在拉斯維加斯一個音樂節上，58人被槍殺。這些事件——當然，這還不是美國近年來發生的全部大規模槍擊事件——都沒有促使美國出臺重要的全國槍支法案。

如果這些暴行未能激發變革，那很容易就會得出的結論是，上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17名師生的死亡也不會促使新的法律出臺。根據這一觀點，美國已集體決定，為了享有不受限制的持槍權，每年有超過30000人死于槍擊——這一數字比其他發達國家高出許多倍——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盡管我們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但它并不正確。美國的確有槍支文化，但文化卻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其他領域——如種族關系——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就發生了巨大的文化改變。有跡象表明，槍支文化也發生了變化：最近數十年，美國擁有槍支的家庭比例大幅下降。雖然全國的立法改變微乎其微，但布拉迪運動(Brady Campaign)及Moms Demand Action等槍支管制團體的資金狀況和組織情況都在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