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去世的時候，筆者曾撰文論述新加坡“小國大外交”模式的基本特點，及其在后李光耀時代可能面臨的困惑和挑戰。在該文中筆者斷言，“在后李光耀時代，新加坡依然會堅持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具體方向上，也許會進入一段困惑時期，最主要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新加坡在地區和國際上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難以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斷，也不能輕易決定站在哪一邊”。
過去兩年來圍繞新加坡外交所發生的風波和爭論，基本上沒有背離筆者當初的判斷。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外交政策很快駛入了一個風高浪急的未知水域，高烈度地考驗新加坡領導人對新的復雜局面的應對能力。這個考驗主要是針對兩個論題：第一，新加坡如何在大國博弈中——尤其是在中美之間——自處？第二，在更廣泛地意義上，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在這個仍具有叢林性質的世界上如何展現自身的外交姿態？
南海、國際法和中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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