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紐約召開。時任北京環境交易所董事長的我在參加“中美低碳經濟峰會”時，面對臺下的數百位中外聽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國際社會是一個大家庭，歐洲、美國等發達地區，經過長期發展，經濟和社會形態已經高度成熟，好比五六十歲的老人。他們不干重活，技術先進、能耗很低，70%的排放都來自消費部門。而中國是這個大家庭中的青壯年勞動力：18歲的小伙子，干活多，自然吃的多。然而我們還不太富裕，處在成長發育的過程，吃的是粗糧（以煤為基礎），排放自然就高，并且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減排壓力和難度遠超發達國家。

長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過重的減排責任，這客觀上存在很大難度，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提供相應援助，例如幫助年輕人“改變膳食結構”，提高作業技能等。忽略發達國家由“青壯年勞動力”發展到現階段所造成的大量排放，一味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干重活，還不允許增加排放，這在經濟規律和道義上都是講不通的，也不利于解決實際問題。

過去的八年間，國際社會也是通過很多這樣積極的碰撞，歷經挫折并走向共識，其中一項重要成果是2016年正式生效的《巴黎協定》。然而，國際社會的合作并未如預期中順利推進。2017年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意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引起了世人嘩然。在聲明中，特朗普把氣候變暖歸咎于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的碳排放，并“組織”出很多數字，例如中國14天的碳排放量可以抵消美國所有的減排成果，《巴黎協定》允許中國新建數百座煤電站，印度煤炭生產加倍，卻限制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并將打擊美國經濟、就業和競爭力。他宣稱《巴黎協定》會導致2040年美國GDP下降3萬億美元，650萬工業工作崗位流失。在當下割裂的美國社會，民粹主義的話音能輕易地將應對氣候變化“坐實”為中國抑制美國競爭力而編造的陷阱，并引申出一個看似無法證偽的陰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