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來央行資產負債表發生了深刻變化：在資產端，由于美元走強和人民幣相對走弱，外匯占款的規模持續下降；在負債端，由于擔心降準會引發流動性泛濫，并強化人民幣貶值預期，央行沒有在外匯占款下降的同時，相應地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而使得商業銀行存放央行的儲備貨幣規模保持不變。在資產端縮減和負債端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平衡資產負債表兩端的項目就是央行給予商業銀行的各種“酸辣粉”（常設借貸便利）、“麻辣粉”（中期借貸便利）。

央行維持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通過各種“粉”（注：市場對常設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等流動性工具簡稱）來為市場提供流動性的做法，雖然在短期內取得了防止流動性泛濫與流動性緊缺間的“刀尖平衡”，也讓央行獲得了彌足珍貴的貨幣政策主動權，但是，其潛在的弊端日益凸顯：第一，高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相當于高額的稅負，因此，商業銀行有極大的動力繞開此項管制，從而在傳統存貸款業務之外出現了大量的非存款、非信貸類的業務，而這些業務同樣具有信用創造和貨幣創造功能——在商業銀行之外，還有許多機構具有同樣的信用創造功能，同樣可以拉存款，卻不受此項管制；第二，各種提供流動性的“粉”使得目前已經復雜的央行政策工具更加復雜，已經需要簡化的基準利率體系更加混亂，而且，各種“粉”的量和價高度不確定，以至于靠“粉”艱難度日的金融機構整日殫心積慮，金融同業市場日益不穩定；第三，各種“粉”的存在是因為外匯占款的減少，而后者又取決于外匯市場復雜多變的行情。可以想象，隨著美元指數超調的結束，未來是否要減少“粉”量、從而讓央行再次喪失通過提供“粉”而獲得的貨幣政策主動權呢？

大家都承認，中國商業銀行高達17%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世界罕見。在主要經濟體中，要么取消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要么將之降低到了極低水平。中國奇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形成于2004年后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勁時期：為了對沖通過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賬戶流入的資金（所謂的“雙順差”），央行先是嘗試用央行票據對沖，后直接選擇了成本低、鎖定效果好的準備金政策。2014年后，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人民幣升值預期發生了變化。可以預期，由于美國經濟已經從次貸危機中修復，由于中國經濟復蘇反彈的動力尚不充分，特別是由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的運行格局已經完全不同于次貸危機前，未來不太可能出現之前那種導致資金持續、快速流入的“雙順差”。也就是說，高額法定存款準備金形成的基礎——外匯占款持續上升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高額存款準備金率需要回復常態，但降準又會產生過大的沖擊——這實為進退皆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