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開庭，在辦公室也穿著法袍。他認為：“穿上法袍就與政治絕緣了！”（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可見，法官不理政治，與政治保持距離，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謙虛，使得他們能夠在政治上居于中性的位置，并使得法治居于中道，而且擁有公共的力量。也許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法官也能夠免于政治的干預，而確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國王”位置。

可惜的是，學者沒有這樣的學袍。學者在學術的王國里，也許可以說是自己的“國王”。在一些情況下，象牙塔里的力量也會讓人感覺到有自然而然的權力，直接影響到政治的生態。在這些情況下，象牙塔里的國王，在現實中就會被看成是“哲學王”，被認為對政治有著實際的影響，乃至威脅。伊曼努爾?康德就是一個例子。

康德是古典時代德國的一位偉大哲學家。他的生活單調乏味，經歷簡單，但他的思想卻異常豐富。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為公認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但是他有關理性范圍內的宗教的言論，以及討論其他問題的文章，卻讓國王很不高興。于是宗教與司法部長韋爾納奉“國王陛下的特別命令”，寫了封申斥信寄送給康德，信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