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紀70年代在加州一個日本家庭長大，屬于廣島原子彈爆炸后出生的一代人。我總是很難理清自己對這一給二戰畫上句號的事件懷著怎樣的感受。除了哥哥，我是學校里唯一的日本孩子，和大家打成一片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家里，母親有時會談起在廣島遇難的祖母；她在盛夏的酷暑中遭受了整整一個月的折磨，才最終咽氣。
在我9歲還是10歲的時候，學校還在教授廣島事件，教室里、操場上都有圍繞這一話題的爭論。我從未對美國懷有敵意，正如戰后我的父母作為學生來到美國時那樣，但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你覺得美國本該怎么做？還有7歲時我好朋友的父親問的一個更深入的問題：你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這是唯一一次有人向我問出這個問題。
在學校里我學到，原子彈轟炸可能縮短了戰爭持續的時間，而且阻止了戰爭雙方出現更嚴重的傷亡。在家里，我感受到的是，家人的命運已深受這場史上最慘烈的災難之一的影響。我找到的解決這些矛盾（而非尋求一個答案）的方法是去觀察長輩的行為，而不是聽他們怎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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