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百年前的一天，毛潤之剛放棄圖書館的工作回到家鄉長沙，孫文還在上海的寓所閉門思索實業救國的計劃。京城晚春初降，景山牡丹盛開，漫天柳絮作雪飛，趙家樓胡同的曹宅濃煙滾滾，尚在東交民巷的謝婉瑩，好奇地聆聽著窗外學生們震耳欲聾的吶喊聲。就在如此稀松平常的一天，對中國現代化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在中國大陸，“五四”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被視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奏。而在兩蔣時代的臺灣，“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聯系被謹慎分開，愛國與民族精神成為“五四”僅有的內容。到了馬英九執政后，國民黨紀念“五四”的重心則轉到了民主和科學的價值傳承。

其實，“五四”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中國史的范疇，它在將中國民族主義與反日情緒正式連通的同時，也是中美關系史上的分水嶺之一。而且，“五四”也生動記錄了美國在實現外部崛起前的一次意識形態掙扎。特別地，在如今美國陷入衰落迷思、特朗普掀起孤立主義風潮之際，本文對“五四”時代的重訪，不僅是對美國外交及其意識形態百年輪回的回顧，而且對于尚在外交上“作為與少作為”之間猶疑的中國而言，也是一次與美國經驗的對話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