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Spotlight)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時，每一位紙媒記者都歡呼雀躍。但對那些調查戀童癖神父的勇敢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記者的頌揚，抬舉了我們這個行將就木的行業。大多數人并不信任我們，也不再購買我們的產品。尤其是，從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民粹主義者，都靠侮辱我們謀生。

更糟糕的是，他們說得有道理。這些民粹主義者的崛起讓我們困惑，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我們很少去他們的支持者所生活的地方做報道——那些地方大多是遠郊地區和貧困的外省城鎮。西方國家的記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往往都擠在少數幾個富裕的大城市里，與像我們一樣的人說話。難怪被我們排除在外的人很憤怒。

聰明的統治階級知道在遭遇民眾的憤怒情緒時該做什么：稍微改變一點點，從而讓一切能夠保持不變。一個經典案例是19世紀的英國：通過逐漸讓更多普通人獲得投票權，上層階級避免了革命，握緊了權力。而面對當今民粹主義的崛起，媒體就像每一個統治群體一樣，需要改變。記者應該分散到外省各處，聽一聽普通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