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政治話語中存在一種沖動（絕非左翼特有），它假定世界上一切壞事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過錯。正是這種心態把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說成受害者，將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說成英雄，將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說成抵御北約(Nato)擴張主義的堡壘。對巴黎音樂會觀眾和俄羅斯游客的大規模殺戮也許是犯罪行為，但它們肯定也是大國無原則干預的產物。

聽聽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的言論吧。這位英國工黨(Labour)領導人在譴責極端主義圣戰者的暴行時，非要提及美國的所謂罪行不可：比如對費盧杰(Fallujah)的圍攻（指2004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對盤踞在該市的武裝分子發起的掃蕩戰役——譯者注），或者擊斃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而沒有將其移送司法。對于巴黎恐襲，科爾賓是這樣反思的：“我們創造了令這些勢力中的一部分壯大的背景。”

可以批評西方的地方多得很，入侵伊拉克只是其中一件值得批評的事。我感到震驚的是，沙特阿拉伯仍被視為一個堅定盟友，即便該國對外輸出極端版本的伊斯蘭，為圣戰者的殘暴信條提供理論“啟發”。此外，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上臺也受到歡迎，而正是他對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暴力鎮壓，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開啟了大門。中東的石油和威權統治者，令該地區成為任何貌似有原則的外交政策的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