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承認“習馬會”是兩岸關系的一個突破。最大突破則在“對等”二字，“對等”即意味著雙方實際已默認“一國兩府”。臺灣的“安全”與“尊嚴”，是臺灣朝野的普遍關切，“對等”則是初步回應。從只講求經濟上的“讓利”，到開始重視“對等”，回應“尊嚴”，無疑是北京對臺政策調整的信號。

這次調整不排除北京有意為之，但主要還是危機倒逼的產物，即北京單純的對臺經濟“讓利”已窮途末路，始有兩岸服貿協定之爭引爆的臺灣“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既是對馬英九政府據說過于“親中”的兩岸政策的狙擊，也意味北京單純的對臺經濟“讓利”的失敗。

經濟“讓利”之所以失敗，不僅因為它不考慮臺灣朝野對“安全”與“尊嚴”的關切，更因為它實質上無非是傳統糜邊政策的現代版。即在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邊遠地帶，選擇性地扶持地方豪強，予其既得利益，以保持其忠誠，作為中央政府代理人，對當地實行間接控制。這就注定了對臺經濟“讓利”不可能是公平的和均衡的，而是被北京在臺灣的“白手套”悉數壟斷，反而加大了臺灣社會的兩極分化。這在素有“均富”傳統的臺灣，不可能不最終觸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