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承認“習馬會”是兩岸關系的一個突破。最大突破則在“對等”二字,“對等”即意味著雙方實際已默認“一國兩府”。臺灣的“安全”與“尊嚴”,是臺灣朝野的普遍關切,“對等”則是初步回應。從只講求經濟上的“讓利”,到開始重視“對等”,回應“尊嚴”,無疑是北京對臺政策調整的信號。
這次調整不排除北京有意為之,但主要還是危機倒逼的產物,即北京單純的對臺經濟“讓利”已窮途末路,始有兩岸服貿協定之爭引爆的臺灣“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既是對馬英九政府據說過于“親中”的兩岸政策的狙擊,也意味北京單純的對臺經濟“讓利”的失敗。
經濟“讓利”之所以失敗,不僅因為它不考慮臺灣朝野對“安全”與“尊嚴”的關切,更因為它實質上無非是傳統糜邊政策的現代版。即在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邊遠地帶,選擇性地扶持地方豪強,予其既得利益,以保持其忠誠,作為中央政府代理人,對當地實行間接控制。這就注定了對臺經濟“讓利”不可能是公平的和均衡的,而是被北京在臺灣的“白手套”悉數壟斷,反而加大了臺灣社會的兩極分化。這在素有“均富”傳統的臺灣,不可能不最終觸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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