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遵照執行。對這一醞釀有時的新規的出臺，官方媒體并不諱言：“能上能下”，關鍵在于“能下”。規定的具體內容也確實著重“能下”一面：第八條當中，提出了10類“能下”的調整標準。對于調整程序，規定也做出了具體部署，可以說是對當前如火如荼開展的“三嚴三實”的運動精神的落實。

按理說，官員“能上能下”并不稀奇；如果只能上而不能下，才會令人錯愕。我們暫不論此規定是否符合現代政黨治理中關鍵的“黨政分離”的精神，如果它能夠有效解決當前中共官場的流弊，創造出官員優勝劣汰的良性機制，實現政績和民心的雙豐收，還是值得稱贊。但令人感到遺憾不安的是，僅從規定內容來看，中共為解決干部隊伍問題所開出的藥方，并未擺脫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當前吏治弊端的思維，并可能因執行層面的問題而適得其反。

分析規定中的重要條款，特別是涉及官員問責的第七條、10類“能下”調整標準的第八條、以及調整程序的第九條，我們不難看出整個規定背后的指導原則。它仍舊強調了中共長期堅持的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成分，而相對淡化了“民主”成分。從權力運行的角度看，本規定的實施將使原本已經比較集中的權力再次大幅向中央集中。從不長的中共歷史的角度看，或許我們也可以將這種趨勢視為權力的“歸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