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視頻網上傳開后，因為痛恨告密，微博和微信上有不少網友都在轉這樣一個長微博，題目是《卑劣的告密之風（民族劣根性）》，曰“中國是告密成風之國。人民是雞鳴狗盜之輩。卑劣的人民選擇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 看到這樣的表述很無語，但還是跟了一貼：“明明是體制劣根性，卻說成是民族劣根性；正如人民從來沒有選擇過制度，都是制度在選擇人民——這樣的言論混淆我們也傳播？”

告密當然可恨，但，告密的板子應當打向哪里，還是一個問題。在人民與制度之間，民眾無辜被定義為“卑劣”，而且包括我們大家都在內。這對大部分人來說都不公平。人，尤其民眾意義上的人，從來都是環境的動物，尤其是制度環境的動物。所謂制度，比喻地說，無非是人與人之間被制定出來的游戲規則。打麻將需要游戲規則，人類群體生活也需要游戲規則；否則不但麻將玩不下去，人類群體生活也勢必解體。游戲規則對所有的人都有制約性，哪怕是四個流氓，只要他們坐成一桌，都得收起流氓本性，規規矩矩地服從麻將制度，非此誰都無法和牌。社會制度更是如此，其馴化作用在于，有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便有什么樣的人。只是這個命題不能倒過來，即有什么樣的人，亦即民眾意義上的人，便有什么樣的制度。因為制度從來就不是民眾的事，他們事實上無能參與，亦無權參與。在制度面前，民眾從來就不是主動者而是受動者。

對此，先秦法家有非常清晰的表述。《管子?任法》云：就一個國家而言，“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如果這里的法不妨就是制度，那么，“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在法家看來，制度的生成是君主的事，官僚是遵守制度而執行，至于卑劣的人民，只配為法所支配。這樣的法，這樣的制度，無他，亦如該篇所言：“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一統民眾，役使屬下）。由此可見，作為立法者的主體，不是人民是君主，不是權利是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