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渭水是臺灣悲劇性命運的縮影，也是大稻埕輝煌歲月的象征。在他5歲時，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他成長的歲月是一個日本影響不斷加劇的時代。一種獨特的痛苦刺激著他們。他們在日本的殖民者那里感到被殖民的屈辱與痛楚，卻也無法向中國尋求幫助。當林獻堂在1907年的東京遇到流亡中的梁啟超時，后者明確地勸這位臺灣的士人領袖“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援救你們”。

辛亥革命曾短暫地激起新期望。倘若中國擺脫了腐敗的滿人統治，變成一個富強的共和國，也可能給臺灣帶來改變。孫中山象征了這種幻象。刺殺袁世凱的計劃正因此而起，尚在臺北總督府醫學院就讀的蔣渭水和留日歸來的杜聰明曾想用通過一種病菌來毒殺袁世凱，不管這舉動多么幼稚，卻反映出這第一臺灣知識人的思維，只要推翻了這個新獨裁者，孫中山重獲領導權，臺灣就可能迎來新希望。他們最終要發現，臺灣只能依靠自己。中國忙于自己內部的紛爭，無暇顧及這個島嶼。

臺灣意識正在這痛苦中醒來，武裝抵抗已然失敗，新一代人則選擇了政治抵抗與文化抵抗。既然殖民者期望臺灣人在語言、習俗上成為日本人，那么臺灣也該擁有同樣的政治權利。從1921年至1934年，臺灣精英們共發起15次請愿行動，申請在臺灣設立議會，能讓臺灣人參與到對這個島嶼的改造與建設中，而不僅是個被動的從屬者。這一運動的兩位領導人蔣渭水與林獻堂也象征了一股新力量的興起，前者是是新興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后者是傳統的士紳階級。這一運動也來自梁啟超對林獻堂建議的“愛爾蘭模式”“……勾結英朝野，漸得放松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于英人分庭抗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