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去年12月當選日本首相，可能標志著日本政府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

自1868年走出國際上的孤立狀態后，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它影響國際事務與理念的能力之大，與它自身的規模與地理位置很不成比例。20世紀60-70年代日本跨國企業突然崛起，并在20世紀80年年代成為全球業界領導者，就是這方面一個例子。

將近30年前我在美國讀商學院時，我和同學就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日本的管理體制。這套管理體制所依據的哲學，是日本人從美國統計學與管理學大師德明（J.W. Deming）那里學來的。生于1900年的德明是一位學者，他認為企業應該集中關注質量、組織協調性與長期性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德明被忽視，但在剛剛經歷戰爭劫難的日本，人們卻愿意傾聽他的聲音。從德明的組織構造與管理理論中，日本人發現了一條恢復本國榮耀與全球地位的途徑。到了20世紀70年代，日本產品，尤其是消費性電子產品和汽車，就已經大舉攻入西方市場。十年之后，日本資本又大量涌入，購買西方的著名資產，如荷蘭畫家梵高的名畫與倫敦、巴黎和紐約的地標性建筑。日本人再次依靠其集體意志與民族榮譽感，發揮了遠大于其人口規模的全球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