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與登釣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一項傳統節目。每隔那么一段時間，必然就有這么一次行動。而與此相關的中國國內“愛國主義”游行示威與喧囂，也是一項傳統節目。當然，在網絡上痛罵漢奸，也是一項傳統節目。

不過這樣的傳統節目也并非自今日始。凡在中國歷史上涉及危急存亡，或者是興廢更替，便必然有忠奸之辯。中國歷來有臉譜化政敵的傳統，惟有如此，方才能取得政治正義性，一邊對政敵進行攻伐。對于抗日戰爭這樣是非分明的歷史，這種忠奸之辯延續至今，并且還要不斷發酵，自然毫不稀奇。不過，自民國審奸之后，漢奸一詞已經退出了法律廓閾，更多地是一個情緒表達，如此廣泛應用，似乎與現代國家的法治思路頗相違悖。

在這樣的背景下閱讀香港人、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學教授傅葆石先生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便頗有意味。作品研究的是上海淪陷時期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界人士的三種生態：隱、忠、降。傅先生寫作的高標之處，在于他所選取的知識分子群體，無論政治態度如何，都未曾依附或從屬于某個政治集團，從而能夠更加清晰地看清個體選擇在那個非常時期的心理機制與行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