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生活了近十個年頭的韓國學者金宰賢,是一個相當溫和的人,他把自己對中國的觀察文字集結出版,名為《中國,我能對你說不嗎?》。一些未讀也不屑于讀書的激進分子,迅疾發出了義和團式的怒吼:韓國棒子滾回去!我們這兒不好,你為何還賴著不走?
他試圖充當中韓民眾之間的溝通者,低調,和善,他的建議及批評,顧及中國人的感受,內心里希望中國變得更好。但當他描述中國人不守規矩、不認錯、不誠實、無創造性時,當他羞澀地說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靜靜過馬路”,“有一天我的常識與我在中國接觸的人的常識是一致的”時,他就徹底得罪了某些中國人。
中國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被灌輸了一整套國家和個人關系的絕對觀念——祖國拜物教:國家就是祖國,政府和國家不可分割,實為一體。他們幾乎發自肺腑地熱愛這個概念中國,以為沒有國家就沒有自己的一切,而且這個被視為祖國的玩意兒,可以對自己行使生殺予奪的權力,在這個神圣的玩意兒面前,他們自甘卑賤,誰反對這個既定的神祗,誰就是他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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