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生活了近十個年頭的韓國學者金宰賢，是一個相當溫和的人，他把自己對中國的觀察文字集結出版，名為《中國，我能對你說不嗎？》。一些未讀也不屑于讀書的激進分子，迅疾發出了義和團式的怒吼：韓國棒子滾回去！我們這兒不好，你為何還賴著不走？
他試圖充當中韓民眾之間的溝通者，低調，和善，他的建議及批評，顧及中國人的感受，內心里希望中國變得更好。但當他描述中國人不守規矩、不認錯、不誠實、無創造性時，當他羞澀地說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靜靜過馬路”，“有一天我的常識與我在中國接觸的人的常識是一致的”時，他就徹底得罪了某些中國人。
中國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被灌輸了一整套國家和個人關系的絕對觀念——祖國拜物教：國家就是祖國，政府和國家不可分割，實為一體。他們幾乎發自肺腑地熱愛這個概念中國，以為沒有國家就沒有自己的一切，而且這個被視為祖國的玩意兒，可以對自己行使生殺予奪的權力，在這個神圣的玩意兒面前，他們自甘卑賤，誰反對這個既定的神祗，誰就是他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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