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先生獲得“弗里德曼促進自由獎”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祝賀，獎項中的“自由”二字也引致了不少非議。《環球時報》的單立人主要著眼于“自由”二字的政治意味，批評茅先生有可能讓中國成為一輛“制動失靈的危險卡車”，而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薛涌則針對茅先生說過的“商業能夠創造財富，勞動則未必”這句話，展開批評——從托利黨到輝格黨，到亞當?斯密到加州學派，從“光榮革命”到“工業革命”，洋洋灑灑，歷史知識躍然紙面，追溯自由和市場的歷史淵源，批評茅于軾先生不但背離了自由主義的精神，還把覺得市場存在不公的人們推向了左的一面。

勞動、財富這些概念，追本溯源，可以從什么叫財富、什么叫勞動談起，不但是經濟學問題，甚至可以是哲學問題。筆者認為，薛涌教授簡單地把學術問題演變為立場問題，用形而上的、孤立的學術方法去審視茅于軾先生的言論，這是非常偏頗的。茅于軾先生80多歲了，經歷過中國近百年來的巨大變化，談得更多的是思想，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有感而發。不過精彩的是，恰好是薛涌教授批判的這句話，如果放在中國60年的歷史和當下的現實中去思考，不但能證明薛涌教授的偏頗之處，而且能闡明茅于軾先生無愧于“弗里德曼促進自由獎”這份榮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在他的學術著作《貧困與饑荒》中，談到了這樣的觀點，在市場經濟中，人有各種的經濟權利，其中最基本的勞動相關權利可以分三個形態：第一個階段，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勞動；第二個階段，有權利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生產；第三個階段，有權利交換自己的勞動；后兩個階段分別是勞動的生產階段和交易階段，而生產、交易在現代社會中的表現形式，正是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