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權債務危機留下的殘骸中，德國脫穎而出，成為不容置疑的歐洲頭號強國。解決危機的德國方案——因為它主要就是德國的解決方案——的中心原則是，歐元區其它成員國必須按照德國的正統財政觀念和金融保守主義接受改造。債務將被視為不道德的；經常賬戶盈余是必要的；只有微小的預算赤字才不會受到懲罰；金融創新將受到監管的限制。歐洲人或許會問，這種天佑論和樸素金融的源頭是什么？

通常的解釋，會強調20世紀20年代魏瑪通脹(Weimar inflation)的歷史創傷，它比導致希特勒(Hitler)上臺的經濟蕭條更令德國人記憶深刻。但是，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德語“schuld”（意為“債務、責任、罪責”——譯者注）一詞中蘊含的債務與罪責的詞源學聯系。對貨幣貶值的懼怕，在20世紀以前早已根深蒂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中，為了籌措軍資，數度將貨幣貶值。同時，請注意，歌德(Goethe)在《浮士德?第二部》(Faust Part II)對通脹的危害進行了精彩的描寫。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浮士德》中的一個惡魔——譯者注）鼓動皇帝，用國土下還未發掘的黃金作為虛假擔保，發行本票，以支付軍費。當皇帝及朝臣發現，他們可以無限制印刷鈔票時，他們的瘋狂開支最終導致了螺旋式通脹和內亂。

鑒于在撰寫《浮士德》之時，德國還沒有發行紙幣的銀行，因此，對于曾在魏瑪擔任樞密參贊的歌德來說，這充分體現出他的預見性。歌德可能借用了大革命中法國的經歷。法國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的指券(assignat)發行，曾膨脹到超出控制的程度。這種指券在理論上得到1790年充公的教會財產的擔保。歌德的名作無疑在德國的知識階層中，深深埋下了反通脹的思想。只有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后果，才使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人暫時失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