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僅是昆德拉與哈維爾不同的人生選擇造成的,在這一現(xiàn)象的背后,隱藏著中國知識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輕批評家寫道。
他不過二十五歲,正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卻已因筆鋒銳利而聲名鵲起。在這篇題為《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承擔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兩位作家來分析中國。
文章從“簽名”開始。在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主人公托馬斯拒絕在一份聲援政治犯的請愿書上簽名:“請愿書對政治犯們毫無幫助……最重要的是,這是請愿書起草者們的一種手法,要引起大眾對他們的注意,也使他們相信自己還能在歷史上產(chǎn)生一點影響……他們沒有采用不太顯眼卻更為有效的方法去幫助政治犯的家屬,相反,他們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中,通過他們來為自己樹碑立傳,根本沒考慮這可能會使政治犯們遭更大的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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