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月底到八月十七日，我訪問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并參加臺積電的董事會議，與朋友交談，了解二十年來臺灣社會有很大的進步。臺北生活改善了很多，一般居民比從前有禮貌，乘車時也比以前懂得排隊。這個改變部分是由于經濟因素。臺北便捷的捷運系統及高鐵的建造使得人們通車、旅行時有較舒適的空間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住在臺北的朋友覺得他們現在的生活比十年前還要快樂，而且他們大部分樂于居住在臺北勝過北京。

當國家能夠提供足夠的設備，人們有秩序地使用公共設施的情況就會改善。我時常以我在1982年到廣州中山大學訪問時碰到的一個情況做例子。當我抵達中山大學時，我需要發一個電報通知我在武漢大學的主人我抵達的時間。我在中山大學的主人帶我去郵局后，很熱心地要幫我發電報。剛開始我堅持要自己發這個電報，后來看到郵局擠滿了等著發電報的人群，自知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好放棄，請這位朋友幫忙。

另一個例子是兩年前在濟南車站發生的。當時我在火車的候車室等車，準備從濟南前往北京。當候車的群眾聽到廣播說車門已開，我看到大家爭先恐后地搶著搭上火車。我很納悶地問一個同坐在候車室的隔壁婦人說：“既然大家都有劃位的車票，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擠著上車？”她說：“這是中國人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