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曾經想要一個“只有一只手的經濟學家”，因為這樣的經濟學家或許就沒辦法再說“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了。至少從那個時候開始，政治人物就開始在不可能存在確定性的問題上追求確定性的表象。

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若希望自己的聲音在權力中心得到重視，往往會對這樣的要求作出響應。他們的方式方法多種多樣：在倫敦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的Leverhulme講座上，經濟統計學家查爾斯?曼斯基(Charles Manski)對不合情理的“確定性”作了分門別類的闡述。

一個讓人難忘的例子是“習慣性的確定性”，即一個準確性根本站不住腳的數字成為所有辯論的焦點。在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會估計每一項有望通過的立法在未來十年內會對財政赤字產生怎樣的影響。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數字的精確性過分了一百倍，其報告的數字精確到了10億美元，而對主要立法而言，千億美元的值域范圍可能更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