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在試用期將滿之際被公司以“業務素質不合要求”為由解聘的年輕人憤憤不平地提出四大條件：一，支付相當于兩個月月薪的薪水；二，要求兌現試用期期間價值3000元的個人旅游報銷福利；三，要求享受5天帶薪年假；四，要求公司寫推薦信。你覺得他的要求過分嗎？我最初是覺得有點過分的，尤其是第四條。但是最后他基本如愿了，因為手中握有致命的談判砝碼。他把數月來和同事及上級之間的E-mail都打印了出來。其中幾封郵件中，老板對他寫下了類似“Well done.”和“Great job.”之類的詞語。他認為這是公司對他能力的肯定，并希望公司拿出體現他“業務素質不合要求”的證據來。顯然，最后公司認為，在滿足他的條件和找出證明他不行的證據這兩者之間，后者成本更高，于是遂了他的愿。

在了解了事情經過后，我不再覺得這個年輕人過分，而是開始檢討自己的定向思維。年輕人也沒錯啊，憑什么你說我不合格我就不合格啦？不合格你為什么當初還召我進來并且試用了這么久呢？在我受教育的年代，幾乎還沒什么人敢和機構叫板，再看看現在，“國家賠償”四個字已經在去年的熱點新聞中出現了多次。國家尚且會錯，何況機構？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人，維權意識比我們這一代強太多了。怕只怕類似的事情多了后，想在郵件中得到領導白紙黑字的贊揚，恐怕越來越難了。而且我也很懷疑那份推薦信的誠懇度，難說其中有沒有明褒實貶的春秋筆法。此外的副作用還有，在信息透明度越來越高的網絡社會，有多少機構愿意向擅長談條件的雇員敞開大門呢？下次再和機構談條件時，這些因素恐怕要一并計算進去。

對我們這代人來說，談條件，最主要的是要打破思想顧慮，不要怕沒面子，不要怕別人是否會談論我們；對沒有這種束縛的人來說，則要在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平衡。曾經有個國營企業的工程師對我說過，當年福利分房還未結束時，考慮到自己有被提升為副總經理的可能，為了鞏固群眾基礎，屢次把分房的機會讓給了資歷比他更老、但職務卻沒他高的工程師。最后一次分房時，他沒再讓步，抱著大不了不當副總的心態要了一套大房子。如今每次回憶起來，都感謝上蒼保佑，讓自己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時間不同，房子的價值比重也發生了變化，對于之前的分房子來說，副總經理的職位是長遠利益，對最后一次分房來說，房子變成了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