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重慶和薄熙來或許是中國媒體出現頻率最高的名詞。或者可以說，因為有它們，中國才顯得不那么寂寞。“唱紅打黑”，發展民生，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帶給某些渴望救星的人一絲希望，甚至成為“區域社會主義”的樣板。急劇變動的重慶牽動中國神經，圍繞重慶模式的爭論，凸顯了中國精英之間巨大的裂縫：“左派”“右派”不放過任何可以一個斗毆的機會，“好得很”和“糟得很”，歌頌派和否定派各顯神通，都能從薄熙來和重慶的一舉一動中，找到符合自己結論的東西。

事實上，重慶已經成為許多人的精神圣地。或者說，它是“左派”的“解放區”，“右派”的“敵占區”。中國往哪里去？憂慮中國前途的人都想從重慶找到答案。

在我看來，鄧小平主政后的三十年，中國走上了一條不選擇主義的道路。以實用的政治GDP主義為圭臬，奉行以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為標榜的唯經濟主義路線。這在造成巨大繁榮的同時（代價是資源透支和環境污染），引發了極端嚴重的社會后果：主流意識形態的倒塌、缺失，投機主義橫行；無信仰無道德社會的形成；財富高度集中，社會資源超級壟斷；礦產和土地等自然資源大肆浪費；在被放大的人的欲望面前，出現了性貧窮、精神貧窮和生存困境；人口高峰所帶來的生存壓力轉化為全社會的生存焦慮；競爭性社會氛圍成型，既得利益集團凌駕于社會規則之上，大部分無權力和無權利民眾之間的競爭白熱化；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形成，財富在權貴及其依附者之間流轉，政治利益導致的政治同盟悄然出現，并有加速集結的跡象；下層民眾普遍的絕望和無力感，造成以命相搏的官民對立、貧富對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