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細節值得商榷，但歐美商業銀行壓力測試的基本邏輯無可辯駁。商業銀行業在正常時期具有盈利能力，在危急時期則需要額外資本。所需額外資本數額由每家銀行具體的風險敞口以及一系列經濟與市場事件的可能性組成的函數來確定。

現在我們應該將這個邏輯應用于世界各地的中央銀行。盡管這個建議純粹是個假設，因為沒有一家超國家機構，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或是國際清算銀行(BIS)，擁有這種權力，但這么做能夠揭露出全球金融體系中關鍵的斷層，可能還能幫助我們修補斷層。盡管各央行的行為仍然完全屬于主權事務的范疇，但在創造風險和減輕風險方面，私人和公共部門銀行之間的傾向日益相似，令人擔憂。央行本身或許不會“破產”，但他們會損失資金——而且是大量資金。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納稅人或許需要提供數千億的額外資金，才能恢復央行的信譽。

在正常時期，央行業務總體上是盈利的，主要來自鑄幣稅收入——流通中的紙幣和硬幣與各央行針對這些債務留存的固定收益證券的回報率之間的收益差。但隨著政府債券名義收益率下降，這一差額已大幅縮減。與此同時，風險經由央行資產負債表悄然社會化——通過定量寬松政策，以及外匯干預——已生成了規模空前且大多無法對沖的風險敞口。這些累積的風險目前涉及全球約20%的GDP。一些貨幣當局的外匯、信用及/或利率風險已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特定的市場活動會帶來災難性的虧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