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上海的熾熱輻射早已飄揚過海遠達太平洋彼岸的洛杉磯。不約而同地，筆者身邊的許多朋友都在近期談起明確的訪滬日程，而所有的旅行主題只有一個：去看世博。筆者常常訝異于居然有這么多美國人能夠突破輿論壁壘不抱任何政治獵奇的目的去訪問遠在中國的世博會。世博已經是一場空前的奇觀盛典。只是我的這些朋友們既鐘情于奇觀，而又為細節憂懼。語言，交通，環境，秩序都會成為憂懼的對象。擔憂的關鍵在于：烏托邦式的技術文明是否已經溢出到他們的日常世界？

世博會（World's Fair）源于歐洲中世紀商賈的互相展示商品的集會。所謂的“Fair”原本的目的就在互通有無，其意義在展示之外。自1851年于倫敦海德公園舉辦的第一屆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博覽會始，每一屆世博會都會吹響人類生存理念革命的號角并深遠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展示了貝爾電話公司的最新產品，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會標志著美國城市美化運動的開端，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會展示了X射線與冰激凌，1939年的紐約世博會展示了電視轉播技術，磁帶收音機與尼龍絲襪，1964年，又是在紐約，IBM第一次實現了人與計算機的互動。這些技術都轉化成了集體無意識的傳統，成為人類社會肌體的一部分。

西方世界在60年代末期的社會與經濟危機后開始文化轉型，世博會漸次成為城市與國家形象推廣的宣傳機器，宣示技術文明的功能卻逐漸式微。在這四十年內，整個西方世界較少有里程碑式的技術革命出現。文化，景觀與體驗消費漸漸取代了實物產品的消費。世博會對于當代西方社會來說仿佛是一個來自中世紀的“奇觀”（spectacle）。如果世博僅僅是奇觀，那么就和一場迪斯尼樂園的游行沒有任何區別。而在西方世界，消費奇觀已經成為日常實踐，根本無需世博來做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