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國知識分子關于未來的論戰中，大多人選擇了左派，蘇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一切充滿指責，生產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義的歇斯底里，但是他們卻對仰慕的蘇聯保持了沉默，即使當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與大饑荒被披露后，沉默和忽略仍持續著。他們擔心打破頭腦中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要比赤裸裸的現實殘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紀德前往蘇聯訪問。“大家想要到這個處于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他在《訪蘇聯歸來》中寫道。像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的支持者，他們深深受困于歐洲的危機、美國大蕭條，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而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集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寫的：“我愛蘇聯。那里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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