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晚9點,我百無聊賴地坐在自己的辦公隔斷里,仰頭看著懸掛在墻上的電視機,等新華社發一篇稿。
我是在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的畫面,在等國家主席江澤民點燃火炬的通稿。我想,這又是一個無聊、沒有挑戰性的夜晚了,我要做的就是看著眼前早已翻開的八運會版面,照抄一個“不會出錯”的方案。那時,我是一名地方黨報的夜班編輯,干勁十足,在每天上班的公交車上就開始期待當天會有什么大事件,每個夜晚都想在版面上搞點新意思。
我草草地畫了個版面構圖,遞給我的主任。他看起來比我還興致索然,看也沒看,就說,先等著吧,再過一小時先打個電話問問《人民日報》怎么排。
我沒來得及打電話。你知道,那樁大新聞,就真的來了。
我想,如果要評21世紀前十年的十大新聞,很多人都會把9·11事件及其后的全球反恐排在第一位。
那天晚上9點半,我就是那樣目瞪口呆地看著鳳凰衛視的直播畫面。電視機下方圍聚了所有年老年少的編輯,我們扔下手中的版,張著嘴,發著“哦唷,乖乖”的感嘆聲。嚴格地說,在電視機前看了半小時,我仍然沒有意識到這和我當晚的工作會有什么關系。我還在等新華社的九運會通稿,我估計,稿子最起碼要2000字,頭版只能放下800字。
國際部的同事比我激動,或者說比我更懂“普世”新聞價值。他們中的一個人跑過來,搭著我的肩,問:是我們做還是你們做?
我們做。那時,我不會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展現個人能力的機會。我剛被任命為全報社最年輕的主任助理,并在一年前承擔了這張老報紙的改版策劃工作,為所有我的前輩制訂“軍規”。那是最年少輕狂的時光,我要證明自己無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