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晚9點，我百無聊賴地坐在自己的辦公隔斷里，仰頭看著懸掛在墻上的電視機，等新華社發一篇稿。

我是在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的畫面，在等國家主席江澤民點燃火炬的通稿。我想，這又是一個無聊、沒有挑戰性的夜晚了，我要做的就是看著眼前早已翻開的八運會版面，照抄一個“不會出錯”的方案。那時，我是一名地方黨報的夜班編輯，干勁十足，在每天上班的公交車上就開始期待當天會有什么大事件，每個夜晚都想在版面上搞點新意思。

我草草地畫了個版面構圖，遞給我的主任。他看起來比我還興致索然，看也沒看，就說，先等著吧，再過一小時先打個電話問問《人民日報》怎么排。

我沒來得及打電話。你知道，那樁大新聞，就真的來了。

我想，如果要評21世紀前十年的十大新聞，很多人都會把9·11事件及其后的全球反恐排在第一位。

那天晚上9點半，我就是那樣目瞪口呆地看著鳳凰衛視的直播畫面。電視機下方圍聚了所有年老年少的編輯，我們扔下手中的版，張著嘴，發著“哦唷，乖乖”的感嘆聲。嚴格地說，在電視機前看了半小時，我仍然沒有意識到這和我當晚的工作會有什么關系。我還在等新華社的九運會通稿，我估計，稿子最起碼要2000字，頭版只能放下800字。

國際部的同事比我激動，或者說比我更懂“普世”新聞價值。他們中的一個人跑過來，搭著我的肩，問：是我們做還是你們做？

我們做。那時，我不會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展現個人能力的機會。我剛被任命為全報社最年輕的主任助理，并在一年前承擔了這張老報紙的改版策劃工作，為所有我的前輩制訂“軍規”。那是最年少輕狂的時光，我要證明自己無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