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黨新首相鳩山由紀夫上臺后，對延續半個多世紀的傳統日美關系投下重磅炸彈，其中包括兩大議題，一是要求日美平等地位，一是鼓吹可能排除美國在外的中、日、韓東亞共同體。為了讓議題不至于流于空泛，鳩山遵循大選中提出的承諾，在沖繩美軍駐軍基地遷移和駐軍費用的分擔，以及對阿富汗美軍的海上加油支持等軍事合作問題上，提出了修正，以至于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需要親自到東京談判施壓。一時間，日美這個最堅強的同盟關系鬧翻了，日本更正了百年持續的“脫亞入歐”（福澤瑜吉觀點）路線，要走“脫美入亞”新路線了，而一些充滿“中國受害于日本情意結”的華人，更興奮地宣稱日本要離開美國的保護傘，承認中國為東亞老大，要追隨中國了，各種說法充斥國際輿論和華文輿論。

因為如此，美國總統奧巴馬亞洲外交處女秀的日本行，受到全球重視。兩個新型領袖的東京高峰會，能否激蕩出日美關系的新火花，新方向？亞洲關注，中國關注，世界關注。雖然停留時間短暫，但奧巴馬和鳩山沒有令人失望，兩人的高峰會，奧巴馬的新亞洲政策演說，揭開了日美關系變化的謎底，也為未來日美同盟的新發展定下基調。

或許有些期待日美翻臉的人會失望，鳩山與奧巴馬的會談顯示，擁有美國博士學位的鳩山顯然不是反美派，而只是揭橥著新時代新領袖的旗號，希望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建構起嶄新的日美同盟關系，為未來日本的戰后第二次崛起奠定屬于鳩山—小澤（一郎）色彩的基礎，成為新世紀的“吉田茂”（奠定戰后日美關系的首相）。我們可以看到，過去持續六十年的日美關系和履行半個世紀的日美安保條約，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個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敗和領土被美軍實際占領；一個是要防堵中國為首的共產主義思潮在亞洲的蔓延。這兩個基礎雖然讓具有野心的日本人帶來某些羞辱和被動，但實際上也給戰后日本帶來了兩個最大的變化或者說好處，那就是麥克阿瑟的占領軍司令部帶來了日本戰后的憲法和西方式的民主機制，同時，要讓日本成為遏止紅色中國的橋頭堡，帶來了美國在軍事上對日本的核保護，經濟上對日本的傾斜（主要通過韓戰、越戰），奠定了日本戰后經濟起飛的部分基礎。當然，美國的主導和保護對日本的自主性也有重大的負面效應，那就是阻礙了日本從經濟大國轉型成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通路，并常常出現美國請客，日本買單的現象，讓日本頗感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