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孩子的出生，意味著家庭經濟結構的整體轉型，這由此也催生了嬰兒潮經濟，尤其是嬰兒消費品牌的從眾性。
《第四次嬰兒潮（上）》引起了不少讀者關于個人地域身份的爭論，我并非有意挑起這種爭論，更無意探討任何一個區域的是與非。但是我認為任何一位中國公民，都有自由遷徙權。這種權利不僅僅包括居住地、職業的自由變換，而且包括戶籍身份的淡化，不應在不同地方，受教育權等社會基本權利有所差別。很顯然，政府也意識到問題所在，正使這種差別逐漸縮小。
我更愿意把本文看作為一位父親在生育潮中關于個體體驗的文章。我們顯然遭遇了父輩們在生育上所不曾碰到的新問題——那時絕大多數人仍在享受國有體制最后的余溫，“下海”還僅僅是一句時髦詞語，醫療、社保、跨區域教育等問題還沒有成為人們養育孩子過程中的困擾（當時影響最大的可能是計劃生育政策）。在大學收費改革之前，我們這一代人（70后、80后）從未成為父輩沉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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