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因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個甲子的年份，與此相對應，當然也是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政權潰敗臺灣的第六十個年頭。于是，相關主題的書籍紛紛出版，其中最引發轟動與爭議，也贏得最大“票房”價值的書，當數旅德華裔著名作家，曾為馬英九當臺北市長時的文化局長，目前正在香港執教的龍應臺教授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在短短的時間里，這本書在臺港和海外銷售二十多萬冊，超過龍應臺以往所有暢銷書，包括最為著名的《野火集》的記錄，令出版商和龍應臺自己都感到驚訝。

在出席了世界最大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后，龍應臺到溫哥華做了中英文兩場演講，為新書作促銷，由于聽眾人數超過預料，主辦單位臨時改演講場地至可容納千人以上的哥倫比亞大學陳氏劇場。這次溫哥華之行，是龍應臺三十年后的第二次重臨，在她演講前，我與她進行了一場坦誠的對話，探討她寫這本書的心路歷程，也挑戰她這本書跨越文學和史學（尤其是口述歷史）邊際所帶來的歷史評價問題。由于龍應臺對我也不陌生（不過她一直以為我住在美國），因此，她對我的尖銳問題一點也不在意，而是直率回應，盡顯出她嚴謹卻真誠甚至與她尖銳文筆頗不相稱的溫柔人格特性，不矯揉造作，也無咄咄逼人，給人以理性智性的愉快。

從本對話可知，有人質疑她這本書因為得到臺灣國防部等單位協助（如看檔案，采訪部長等），是否是臺灣與北京搶奪六十周年紀念話語權的“應命之作”，是要與大陸影片《建國大業》打擂臺？其實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因為在主觀上，她雖然要為“失敗者”立傳，但她根本無意為蔣家說任何的好話。不過，她在回答我一個她認為是“直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一書敘述主題”的問題時，讓我直感地認為把握住了，或者說解開了她醞釀十年，閉關一年，采訪成百上千一九四九年經歷者而寫出的這本書的密碼和內在主旨：那就是要解構套在她的父輩那一代人，主要是國軍低中層軍官（外延到200萬遷臺人員）身上的“妖魔化”印象。她指的這種“妖魔化”，在我的理解中包含兩個方面含義：一個是普遍在大陸民眾或者臺灣外省第二代、第三代人眼里的，作為潰敗者從大陸撤退的“兇惡的殘兵敗將”的形象，一個是在臺灣本省人眼里的，作為權勢者“來霸占臺灣，欺壓臺灣人民的兇惡蔣家鷹犬”的形象。龍應臺要讓讀者知道，她的父輩們在一九四九年及其以后時代歷史的顛沛流離，證明他們不是“失敗者”，而是中國歷史“新價值”的締造者，國民黨丟失大陸，敗退臺灣的“歷史性逆轉”，或者說“反敗為勝”，不但可以讓龍應臺父輩們可以“脫妖”，也就勢顛覆了傳統的兩岸“歷史大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