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特朗普開啟美中貿易戰以來，中美兩國海關進口關稅的協調與沖突就一直成為中美兩國關系的“坎”。中美相互展開關稅制裁不僅存在于疫情期這一特殊時期，在疫情后也沒有緩和的跡象。此前的2000年10月，克林頓正式簽署予華PNTR法案，對華關稅豁免在美國同意中國加入自身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占有極大的分量，可以說PNTR的簽署是中美建交后兩國政治互信的一個關鍵因素。然而在2017年12月，中國被特朗普界定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后，中美關系出現了實質性逆轉。

這種逆轉帶來的后果是中國諸多商品面臨長期出口壁壘，中國經濟加速走向“內卷”，尤其是出口型企業，要不選擇看不到頭的價格戰，競爭特定的商品出口市場，要不選擇“出海”開拓，接受新的不確定考驗。因為中國長期是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中美相互祭起關稅制裁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緊張關系傳導到社會層面，導致中美出現明顯的“反美主義”和“反華主義”政治情感醞釀與激化。

關稅戰在深層次上動搖了中美兩國起初以經濟相互依賴塑造政治互信這一相對成熟的路徑，盡管雙邊貿易依然在中美關系中占據較大分量，但其關鍵性與戰略性已經遠不如克林頓與奧巴馬時期。時下，美中分別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盡管關稅在實際中的影響力并沒有理論上那么消極（即中美依然保持超6000億美元級的貿易額），但中美兩國政治精英都意識到中美關系“回不到過去”，中國政府使用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方則采用“民主對抗威權”這一措辭，中方強調美國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帶來中國發展環境的變化，而美方則偏向界定政治對抗和采取技術圍堵，比如以關鍵技術的“小院高墻”措施推動中美關系競爭和沖突，并在人權與意識形態等方面升級對中國的指控。疫情結束至今，中美圍繞芯片、高等級計算設備、人工智能產品展開了激烈的博弈，一系列沖突深刻地改變了中美關系走向，兩國在產業領域的競爭與相對分離亦隨即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