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35年，薛憶溈的《遺棄》對當代中國仍有意義。因為“其特別之處是對‘權威’的批判，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是典型的精神狀態，而將它以文學的豐富呈現卻成為當代中國的‘孤例’。不久前有評論家說作品的主人公圖林是一個早在三十五年前就已經‘躺平’的年輕人。這多少能夠解釋為什么直到今天，這部長篇小說仍然會受到不少年輕讀者的肯定”。

此書首版于1989年，當時薛憶溈24歲。這令我特別汗顏，無論是1989年，還是我24歲的時候，都無法讀懂此書；更不知道圖林在書中的狀態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是典型的精神狀態”。《遺棄》里給出了我這種人群的兩個確診：

第一：“因為這種體制下的少兒圖書完全低估了，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無視了孩子們的想象力！它們的用處是灌輸。它們灌輸給孩子們陳腐的道德和膚淺的說教！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種灌輸下過來的!我不知道自己的免疫力來自何處！我感謝這種免疫力！它讓灌輸在我身上慘遭失敗！”身在中國的我，不具有與生俱來的那種書中提到的免疫力。在英國的頭十年，我做的事情只是發現那些被灌輸的，然后一點一點洗去。我費勁地勸慰自己：這不是浪費生命，因為我完全體驗了兩種文化與政治。而明顯憶溈已經比我多活了十年，因為我在洗刷時，估計他一直在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