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疫情相信留給每個人的思考很多很多。作為一名經濟學者，在過去的三年中我一直在關注和思考政府和市場在抗疫過程中扮演的可能角色問題。

理論上，防疫問題涉及外部性很強的公共品提供問題，例如病毒傳播鏈條的及時阻斷和被感染小區的封控等。即使在崇尚放任自由，把政府僅僅理解為“守夜人”的新古典經濟學，也鑒于外部性和公共品提供的獨特性（由于公共品的非競爭性與非競爭性容易使每一方期待免費搭另一方的便車，最終無人提供公共品），賦予政府作為以稅收集中提供公共品的職能。而以林毅夫老師為代表的為數眾多的經濟學者則持續不斷地鼓吹有為政府理論。該理論認為，有為政府通過積極產業政策制定，利用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因此，無論從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有為政府理論都為政府在防疫過程扮演積極角色提供了理論支撐。因而，這次抗疫反過來也為檢驗有為政府理論提供了十分難得和重要的研究場景。

然而，相信令很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這次抗疫中，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有為政府卻顯得進退失據，倉皇應戰。例如，在疫情爆發之初應該使信息充分曝光，讓每個民眾做好必要的準備的時候，我們卻選擇了封鎖消息；由于一些地區簡單粗暴的防控，很多基礎性疾病的患者因為得不到及時救治而喪命，成為極端防疫次生災害的犧牲品；僅僅為了一個或兩個病例，讓整個小區成千上百的居民陪著她一塊靜默，而對于其中的很多人，不能工作就意味著沒有飯吃；即使在決定放開之際，面對三年以來多國管控防疫放開后的醫療資源擠兌的經驗，我們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以至于有學者用“封得粗暴，放得隨意”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