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當我作為一名實習生加入英國《金融時報》時，我花了大量時間學習信用違約互換(CDS)的知識，也花了同樣多的時間泡在酒吧。有關CDS的知識在隨后爆發的金融危機中被證明是有用的，但13年后，我同樣為在酒吧里度過的時光感到高興。
泡吧是我了解同事的方式，他們給我講英國《金融時報》的傳統、趣聞軼事以及微妙的權力變化。我只是感覺自己當時玩得開心，但經濟學家會說，我是在積累“社會資本”。英國國家統計署將這一概念定義為“我們與他人之間關系的程度和性質，以及人與人之間、支撐一個運轉良好、緊密結合的社會的集體態度和行為”。
社會資本是一個難以量化的模糊概念。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讓我們思考：誰擁有社會資本？誰沒有？我們如何積累社會資本？我們又是如何失去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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