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被困在家里，我收拾了一些舊箱子，偶然發現了一批遺忘已久的信件。這些信是我1985年寫的，從巴基斯坦信德省(Sindh)一個叫做昆瑞(Kunri)的小鎮上的一家醫院，寄給了我在英國的家人。當時我正處在高中畢業與上大學之間的空檔期，我參加了一個醫療項目，在那里做了幾個月的志愿者。

這些信的內容出奇地有意義。和許多住在城郊、出身中產階級的西方青少年一樣，我是在對傳染病的極度滿不在乎中長大的。在1970年代的英國，接種疫苗似乎能極其有效地預防討厭的疾病，以至于我從未考慮過這個問題（除了開玩笑地說我討厭打針的時候）。

但在昆瑞，我的滿不在乎被打碎了。剛到那里不久，我就在一封老式的藍色“航空”信中寫道，我震驚地發現，那里的孩子們患有小兒麻痹癥。當時，這種疾病在那個地區肆虐（根據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的數據，當時小兒麻痹癥造成全球35萬人癱瘓，其中以年輕人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