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西歐歷史和文化的產物，西方人應該對其最為了解。然而，波士頓大學的莉婭?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教授在最近發表于《美國事務》期刊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過去三年來歐美政治精英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口誅筆伐——特別是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以及右翼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的普遍抬頭——恰恰說明他們喪失了對西方民族主義的歷史脈絡和實際作用的理解。

西方精英把當前西方世界的內政和外交的諸多困境歸因于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言下之意是這兩個“主義”越少越好。殊不知，他們的批評正是基于民族主義的立場。沒有民族主義的立場，建制派精英想要維護的國內民主、全球化、國際合作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和制度將無從談起。格林菲爾德教授因此痛斥這些精英們“完全缺乏自我分析”。“他們不懂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因為他們不懂周圍的世界，他們也不懂他們自己。真是一個困境。”這真是當頭棒喝！

民族主義起源于15世紀末期的英國。當時新上臺的都鐸王朝國王亨利七世急需一個統治階級幫忙執政，但封建貴族都在之前的“玫瑰之戰”中消耗殆盡。亨利七世因此只能從平民中提升貴族。這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英國封建社會的秩序建立在基督教教義規定的“三級社會”之上，即神職人員、貴族和平民這三個截然不同、不可流通的社會階層。它們之間沒有平等性、包容性和流動性：貴族會以與平民為伍而恥，平民也不會去高攀貴族，神職人員則自認掌握了通向上帝的鑰匙，是神圣階層。但亨利七世由于政治的需要，打通了平民和貴族這兩個階層的壁壘。這個全新的歷史現象，需要全新的理論解釋。這就是民族主義概念和理論的起源。在英文中，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人民”（people）和“國家”（nation）這兩個概念的復合體。“人民”即平民，“國家”在當時指的其實是代表一國的文化和政治權威的精英；而這種精英，從亨利七世起，就是貴族和平民的結合體。亨利七世的執政需要，使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得以流通，最終促成了“英格蘭民族”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