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具有超凡魅力的經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成為準暴君的時代。他的（幾乎總是“他”）政治以恐懼和憤怒為主題。要成為這種政治大師，需要某種人格。在正確的（也就是錯誤的）情況下，這種領導人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它出現在暴力革命之后并不奇怪。比較奇怪的是這些領導人出現在了成熟的民主國家。

我們現在看到到處都是當選的“強人”——實際和可能的強人。主要的例子有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巴西的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以色列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意大利的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些領導者的老練程度各不相同。他們掌權的國家也不一樣。有些是經濟發達國家，有些則不是。有些是長期的民主國家；其他國家則不是。

然而，這些人都是美國獨立觀察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生動講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今年2月出版的《2019世界自由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指出，全球民主制度的健康狀況連續第13年下降。這種下降發生在世界所有地區，尤其是冷戰后出現的民主國家。最重要的是，它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而最具影響力的民主價值觀捍衛者——美國下降得最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