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那一波“司法改革”不全然假模假式，還真想做點兒事。勁頭上，火候上，思潮洶涌，心潮澎湃，某省某市儻言，“要用十年左右時間”，“創造一百所知名法院”、“培養一百名知名法官”，甚至于“辦一百個知名案件”，統稱“三個一百工程”。其中，在“一百名知名法官”項下，再細分為“世界知名法官一到五名”，“全國知名”、“全省知名”與“全市知名”各多少名。數量隨級別遞減而遞增，說明當事人對于并非越有地方性就越有世界性這一點，心知肚明，慨而慷矣。

今日回看，凡此規劃，仿佛認真，似乎天真，好像當真，反映了彌漫于當日中國官場好大喜功的政績觀，好心亦難成全好事也。其之既悖司法專業性，復違科層官箴，而終究不明所以，恰與人才生聚作育之道捍格不鑿，則無疾而終，徒留笑柄，了無訝異者也。

不說別的，單就“知名案件”而言，哪是你想知名就知名的。“知名案件”之所以名震遐邇，聲聞古今，就在于多為“疑難案件”或者“重大案件”。或因名人附體而愛屋及烏，抑或殃及池魚，如“劉曉慶漏稅案”、“四人幫反革命案”；或因情節重大而聳人聽聞，如滬上殺警“楊佳案”，“宋教仁車站遭刺案”；或因參雜權錢交結而平添詭譎，以至不得不破千險、排萬難，幾經翻轉，抖露出大轉型時代的法政糾葛與權錢博弈，如“顧雛軍案”、“張文中案”，或者，嘉慶欽辦之“和珅案”，以及后來的“楊乃武小白菜案”；或因法無明文，不得已訴諸法官自由心證，由此豐盈了法理，豁顯了法度，遂成重大先例，如“齊玉苓案”或者“埃爾默案”；或因案涉情理兩端，法牽古今倫理，公婆異說，何去何從，要求法官居正裁判，借立法而給出說法，一種確鑿不易、板上釘釘之說法，卻沒想辦成了一樁葫蘆案，導致社會倫理嚴重扭曲，舉世大嘩，如“張學英遺贈案”，或者南京扶起倒地老人徐老太卻反遭追責之“彭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