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馬克思生辰200周年之際，中國向其德國故鄉特里爾贈送了近五米高的銅像，據說一度在當地引起爭議，但仍有40%以上的居民歡迎銅像。如果銅像只是被作為當地的一個“紅色旅游”景點，用來增加特里爾的世界知名度和（很可能主要來自中國游客的）旅游收入，那也可以理解。不過從我在德國這幾個月得到的印象，銅像的意義似乎不止于此。在歐洲乃至英美，雖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暴力革命不再情有獨鐘，但仍有不少人對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個人懷有難以割舍的情結，似乎一旦放下馬克思，左派就失去了抗衡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不平等的社會和理論資源。畢竟，讓西歐深受其害的并非馬克思主義革命，而是納粹獨裁，而當時社會主義者本身就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畢竟，馬克思主義是可以被改造的；戰后“后馬”學派的興起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說是可以“斷尾求生”、拋棄暴力革命與專政理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并行不悖的。畢竟，連馬克思自己都對別人生搬硬造的“馬克思主義”嗤之以鼻，他的思想是可以和以他命名的“主義”切割干凈的；暴力革命是列寧他們的事情，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并不能為此承擔責任。如果實在要找一個“替罪羊”，那也很簡單，他的親密戰友恩格斯就是一個現成的選擇——畢竟，他和馬克思一起發表了激進的《共產黨宣言》，也是不遺余力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化為實踐的積極推手……

騰訊網前不久發表的一篇西方學者研究馬克思的觀點，即代表了切割（或拯救）馬克思的一種努力。事實上，馬克思不斷被人和他自己“切割”。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區分“青年馬克思”和“晚年馬克思”：青年馬克思主張暴力革命，到了晚年則對激進立場有所反思和保留。譬如騰訊網報道的那位專家認為，1850年之后，馬克思開始意識到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對于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矛盾無濟于事，因而陷入了無解的困惑；也許晚年馬克思不再堅持暴力革命，而更接近順應自然、讓資本主義在其內在矛盾的煎熬中自生自滅的道家態度。很遺憾，這到目前為止純粹是猜測。據說有大量難以辨識的后期手稿，會還原一個更加全面的馬克思學說；看來在這些研究發表之前，我們只能耐心等待。最近，我的法國好友張倫教授發表的《自由的馬克思，專制的馬克思》，也提醒人們注意“官方”和“民間”的兩個馬克思版本。不過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我實在沒有看到什么“自由”。1872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國際工人大會上發表了簡短的“自由演講”，但是除了大概被后來安上的這個標題之外，全文里一次都沒有提到“自由”。這篇演講確實提到了英美或荷蘭“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目標”的可能性，但他馬上補充說：“我們必須承認，在歐洲大陸的絕大多數國家，我們的革命杠桿必須是暴力；為了建立勞動者的統治，我們總有一天要訴諸暴力。”此時，已經54歲的馬克思不僅沒有放棄暴力革命主張，而且還承諾自己要為社會理想奮斗終生，直至“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實現統治”。

這聽上去和列寧的說法差不多，但是今天馬克思所得到的同情遠比列寧、斯大林等“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更多。畢竟，馬克思只是思想家，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要為行動及其產生的后果負責？尤其在一個理論和實踐南轅北轍的國家，人們很容易認為馬克思乃至馬克思主義的名號都被政治權力“綁架”了。不過這并沒有完全回答我的問題：為什么是馬克思？近代歷史上思想家那么多，為什么盧梭、馬克思等人的理論那么容易被人“綁架”，而我們從來不見洛克、孟德斯鳩乃至密爾的學說遭到類似的誤解和利用？或許列寧歪曲利用了馬克思理論，但馬克思的理論框架及其終極訴求本身是否也要對這種曲解負責呢？事實上，馬克思之所以在當今世界范圍還有這么大的影響力，主要并非是由于他的理論貢獻。今天的主流經濟學顯然沒有誰言必稱《資本論》，即便是偏左的社會學者引用他原著的也不多見；皮凱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從老《資本論》獲得啟示，分析框架和方法卻沒有什么共同之處。馬克思的影響力恰恰來自列寧，來自列寧等人將其理論付諸政治實踐并一度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模式。沒有20世紀的政治實踐，“馬克思”這個名字會和其他“過氣”的19世紀政治經濟學家一樣安靜地躺在圖書館的書架上。雖然“馬列主義”的提法在今天未免顯得俗套，切割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如想當然的那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