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Marshall Bouton擔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這是一家研究對外政策的智庫，但卻不在首都華盛頓。Bouton任職的時候，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已經(jīng)逐漸被邊緣化。他們有一個傳統(tǒng)項目，每兩年一次的關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調查，但關注的人也越來越少了。Bouton經(jīng)過深思熟慮，決定打一場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擊。他要讓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不再成為一個地區(qū)性的智庫，而是全國性的智庫。這就需要大膽而縝密的規(guī)劃。Bouton的策略是選擇那些既和地區(qū)利益有關，又有全國影響力的研究題目：比如食品政策，因為芝加哥是美國中部的糧倉；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處的美國中西部地區(qū)，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劇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內，他們的經(jīng)費從480萬美元提高到了730萬美元，會員增加了49%，參加他們的年會的嘉賓人數(shù)增長了50%。

智庫也需要戰(zhàn)略。對于一個智庫而言，首要的任務是確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個別人沒有發(fā)現(xiàn)的領域，要么找到一個別人沒有發(fā)現(xiàn)的角度。正如藍海戰(zhàn)略的提出者金偉燦（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說的那樣，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最好辦法就是避開競爭。智庫和企業(yè)一樣，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種智庫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蘭德研究所依靠軍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潛心于深入的技術性研究。傳統(tǒng)基金會明確地自我標榜是一家“保守主義”的智庫，引來了無數(shù)鐵桿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簡稱MPI）堅持“把一壺水燒開”，只專注于和移民有關的政策研究。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不滿足于只做美國的智庫，他們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響力，擔當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之間互相溝通的橋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獨行，他們做的是民意調查，只擺事實，不講道理，他們自稱是“事實庫”（fact tank）。曾經(jīng)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鮑爾森卸職之后，自己搞了個研究對外投資的智庫，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

智庫被稱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為了影響決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為了把科學前沿進一步向前推進，智庫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撿麥穗的。做智庫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會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論和數(shù)據(jù)得出可信的分析，還要能把復雜的思想用簡明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既要講得領導聽得懂，也能講得普通百姓聽得懂。不僅要弄明白是啥，還要弄明白該怎么辦，有什么高招。不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擺出來，還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斷：禽流感會不會大規(guī)模爆發(fā)？歐洲債務危機會不會傳導到中國？油價會漲還是會跌？這簡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學者能做高深的學問，就是寫不了政策報告，一個原因就是所謂的“知識的詛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該突出哪些要點、忽略哪些細節(jié)。官員用的語言和學者用的語言不是一個體系，有經(jīng)驗的政策研究者得學會在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中跳進跳出。